编者按：5月30日，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主办的“2019金融街论坛年会”论坛在北京举行，本次论坛的主题为“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多位监管层和金融机构管理层领导围绕这一主题展开演讲。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论坛上表示：“解决好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信贷支持和直接融资问题，是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任务。”他还指出，下一步人民银行将与相关部门一起，积极配合，确保实现国有大行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增长30%以上、小微企业信贷综合融资成本降低1个百分点的目标。
中国银保监会副主席王兆星表示，对外开放全面提升了中国金融业的发展水平和金融机构的竞争力，优化了资金、技术、人才等市场要素的配置。目前，各项开放措施正在陆续落地，市场、国际反应非常积极。但在金融业对外开放的过程，金融监管也需要从数量非审慎限制向质量和审慎的制度的转变，加强制度建设和风险控制。
证监会副主席阎庆民也表示，证监会也会积极支持和配合北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推动证券期货行业的双向开放战略在北京落地。增强工具的有效性，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提供高质量、易获得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
金融供给侧改革 立足小微企业同时不忘风险把控
昨天上午，2019金融街论坛年会在北京召开。“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本届年会的主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论坛上表示，过去一段时间，关于“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谈得最多的应该是支持民营企业、小微企业发展的问题。民营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是金融的供给不适合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需要，是金融供给和需求矛盾的具体体现。“解决好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信贷支持和直接融资问题，是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任务。”
易纲进一步称：“我们在5月15号开始对1000多家农村商业银行，把他们的准备金从11%降到了8%，这样释放出3000亿人民币，使1000多家县域的农商行能够均匀地运用到这批增量的钱，主要用于发放小微和民营企业的贷款。今年以来，我们已经做了两次定向的中期借贷便利，余额是5200多亿，同时我们再贷款、再贴现都是力度比较大的。同时，在民营企业发债方面，我们从去年以来也做了非常大的努力。到现在为止，我们发债的工具已经发出去87支，金额将近400亿元，由于政策带动的间接发行的民营企业的信用债数量是400亿元的几倍。”
易纲认为，总体看，前期一系列支持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发展的政策取得了积极成效：“下一步人民银行将和相关部门一起积极配合，共同努力，确保实现今年国有大型银行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30%以上，小微企业信贷综合的融资成本降低1%的目标。”
中国银保监会副主席王兆星也发表观点称：“中国银保监会继2018年宣布15条银行保险业开放措施之后，又在2019年5月1日再次宣布了12条新的对外开放措施。我国银行保险业这一轮新的开放措施覆盖范围之广、力度之大，将进一步显著提升中国银行保险业的开放度和国际化程度。目前，各项开放措施正在陆续落地，市场、国际反应非常积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金融机构已向我们表达了在华进一步发展和扩大投资的意愿，并已有多家外资金融机构提出了准入的申请。”
同时，王兆星也谈到，在金融业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银保监会不仅要确保把门开得开、开得大，也要确保金融的安全稳定：“我们要进一步优化外资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条件，进一步简政放权，最大限度减少行政审批，进一步优化行政许可程序，提升审批效率，提高透明度，促进外资银行保险公司在华的健康发展。我们要不断完善与开放水平相适应的监管方式和方法，确保开放稳妥有序。金融业对外开放的过程，也是金融监管从数量、非审慎限制向质量和审慎的制度的转变。”
多层次资本市场助力我国走出科技复兴之路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闫庆民也在论坛上发表演讲，在谈及创新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丰富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工具方面，闫庆民表示，要增强工具的有效性，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提供高质量、易获得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
闫庆民称，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一直是证监会努力的方向和重点。“当前推动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平稳起步，落实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证券发行注册制是证监会的首要工作，我们也将助力北京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加大企业上市的培育力度，支持符合条件的科技型创新企业，利用科创板的机遇做强做大。今后全国有了科创板，未来我们努力力争探索做一个科转板，把我们的技术、专利，利用我们的技术市场，转化成应用生产力。”
当然，在资本市场的治理中，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要提升监管的效率，同时也需要各方面协调联动，平衡掌握好促发展和防风险的关系，形成稳定的市场预期。阎庆民表示：“金融监管安全有效，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牢牢守住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按照看得清、可穿透、管得住的要求，加强风险的分析研判，利用资本市场的自反馈性，有序实现股票质押、债券违约等重点领域的风险防范化解工作。这是我们讲的提供一个新的生态。”
数据显示，截至4月末共有41家证券公司设立了81只民营企业资管计划和42只子计划，出资规模达570亿元，累计投出金额超过364亿元，投向了超过100家上市公司和其主要股东，纾解了民营企业及其股东的流动性困难。
科创板为当前科技型创新企业提供了新平台。未来，还要探索“科转板”，将技术、专利通过技术市场转化为应用生产力。
在开放整体推进的同时，多个地方也在推进“地方版”金融开放政策的落地。记者从论坛年会获悉，北京把金融业开放作为新一轮服务业高水平开放的重点，目前正在推动多个开放举措实质落地。
北京市市长陈吉宁表示，今年1月底，国务院批复同意北京继续开展和全面推进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北京把金融业开放作为新一轮服务业高水平开放的重点，正在实施的177项开放举措中，涉及金融业的有47项，占比超过1/4，涵盖资本账户开放、人民币国际化、外汇管理等方面。“我们希望通过对标国际的先进规则，提升开放型经济体制，积累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在全国金融业更高水平开放中立标杆、做示范。”他表示。
完善全球金融治理仍面临诸多挑战
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金融机构的力量不容忽视。论坛上，三家国有大行的行长也从微观角度阐述了对“金融业全球治理与金融开放”这一话题的见解。
中国工商银行行长谷澍表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金融治理成为各界广泛关注的焦点和深化国际合作的重要议题，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变革，如：G20升格为推动国际经济金融合作的重要力量；《巴塞尔协议Ⅲ》确定了微观审慎与宏观审慎相结合的监管新框架等。在他看来，这些都为推动建立更加稳定和更有人性的国际金融架构，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注入了新动力。
但谷澍也提示称，完善全球金融治理仍面临着诸多挑战，例如：适应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国际金融新秩序尚未建立，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成效尚不明显，主要经济体政策外溢的效应在放大，国际金融市场反复振荡。全球金融安全网碎片化和不对称性的问题较为突出，全球金融监管从严趋紧，但是高杠杆、高泡沫的风险仍在集聚。
面对一系列不确定性，中国银行行长刘连舸提出了几点全球金融治理改革的意见。首先，应考虑构建更加合理、平衡的全球金融治理的架构。他解释称：“根据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应当及时调整，持续推动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比如，优化SDR货币篮子的标准和发行规则，提高我们新兴市场的份额，不断增加国际货币体系的多样性和稳定性。”
其次，刘连舸认为，构筑全球金融治理的安全网，加快完善国际资本流动的监测体系，通过强化宏观审慎管理等方式，平滑金融体系的周期波动，优化应对金融危机的一揽子方案，完善全球金融的救助机制，充分发挥相关多边机构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的作用。
建设银行行长刘桂平则主要谈及了中国金融业扩大开放。他表示，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发展，爬坡过槛的关键时期，高质量的发展需要更高水平的开放来推动，也需要高水平的金融供给和金融服务来支撑，这是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内容，更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应有之意。
基于这种考虑，刘桂平认为，要以更加主动的姿态推动金融高水平开放，也要有更加主动的合作意识，越是扩大开放，越要强调合作，且不能泛泛而交。开放市场中的金融业，不再是纯粹的竞争关系，而是竞争合作关系，要通过开放合作，各展所强，各补所需，实现互利共盈，共同发展。
除此之外，刘桂平还提出，建设、支撑金融高水平开放需要具备相应的能力。他解释称，无论是“引进来”还是“走出去”，都需要我们有相应的能力作为支撑，缺乏相应的能力，“引进来”未必接得住，“走出去”未必立得稳。而能否经受住来自开放带来的结构性的影响和冲击，取决于中国金融业自身的监管能力、适应能力、承受能力和展业能力。
